上海粮食运销体系存在诸多问题，例如进出口结构不合理、转口抢夺本地民食、非生产性成本略高等。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社会面貌，其反映的问题也具有历史特殊性。

米粮运输发展历史

中国古代将通过水路运输皇粮的方式称为“漕运”。元朝起，上海便开始了漕运。年，松江府驶60艘平底海船由海道运粮至京，后又陆续开辟多条新航线。

至清年，槽运船只增加至艘，以官督商运的方式，由上海取海道运粮至天津。此期间，上海设立海运总局，天津设立税收局，以助漕运之事。清年，上海米船的种类己多达四种，分别为：沙船，船商多隶江苏，惯航北洋；蚕船，船商多隶浙宁，惯航南北洋；卫船，隶天津与山东，惯航北洋；以及俗称“三不像”船，多产于福建省，由于没有固定样式所得此称，惯航南北洋。

此四种船，均由船商承包，船体积八成装米粮，每船约-担不等，其余二成装运其他民货。清年，沪宁铁路通车，上海至南京铁路打通，无锡大米开始通过火车输往上海。铁路与公路的修建，为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各米市提供了陆上交通的可能，但因其起步较晚，发展缓慢，分担的米粮载运量并不是很高。

铁路重要线路之一的津浦铁路，才于年建成通车，30年代左右京沪路、沪杭路各路联通。年至年，轮船招商局先后与以上三条铁路之间常有协作联运。而公路的修建，则起步更晚。年修建的军工路，是近代上海第一条近郊公路。直到年，公路建设事业才逐渐发展起来。此外，现代化汽车运输设备的缺乏，也是导致米粮运载量低的原因。

抵沪的国内米粮运输主要分陆运、水运两种。陆运主要指由津浦铁路、京沪铁路、护航铁路运抵上海。由于津浦铁路沿线省市产米较少，其运销量在此三条线路中最少。京沪铁路沿线的无锡、南京、苏州、镇江等地区均有输往上海。采用麻布由轮船或帆船经苏州河等内河，集中于新闸桥一带，由经销商中介成交。

由江苏松江、阂行、平望、青浦、张堰、芦墟、朱家角等处经内河运来的被称为南帮米。南帮均用帆船经内河输入沪南，集中于南市董家渡一带。年前，未有米业专用码头。直到年10月，南市米业工会自筑码头，专用于停靠来往米船，对到埠的米船，每担抽捐一分。年11月，日军攻占上海，上海沦陷，米市停业。为应对战事，当局实施米粮统制，限制自由流动，至此，米粮运输开始萎缩。

米粮转口运输概况

所谓转口，即商品进口至某本地又复出口至其它地区，并不进入本地的商品流通。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米粮集散地，同时肩负进出口与转口的双重任务。20世纪初，除上海、广州以外的中国其它沿海口岸，港口及城市发展均步履迟滞，对绝大部分进出口货物来说，上海市它们进出中国的门户，除华南外，“一切外轮不论其最终目的地是哪儿，它都要先开到上海。”

上海元代航运业的产生，主要是为转口贸易提供服务。“元至元十九年，朝廷命松江府总管罗壁、宋清等造平底船六十艘运量四万六千余石经海道至京师，后每年春夏二季将征得农粮由松江府运至京城。”此时主要角色为官粮的转运港。

清顺治年间，颁布了严苛的海禁令，直至年（康熙二十二年）才解除，并在两年后在上海设立江南海关。道光五年，江浙等地运输至天津的米粮就在上海进行集散转运，并在上海、天津两地分别设立海运局与收兑局海运槽粮。开埠之后，上海的地理位置优势更加凸显，转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。

上海转口的米粮多来自于长江流域米粮富余产地，例如湖南、江西、安徽等，转至江浙缺米省市，例如宁波、绍兴等，以及我国北方如天津、山东等地。江浙一些地区，如殃石、漂阳、宜兴等地盛产大米外，其余发达地区，如宁波、绍兴等皆靠上海转运粮食提供重要补给。且江浙缺米一带的商人组成了来往贩运的米帮。

例如年第一季度，上海共进口洋米万包，其中万包被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江西等地转口，上海本地净进口仅60万包。而北方所需米粮原多来自东北三省，之后，北方缺米省份转而依赖上海转运米粮。中国北方多数口岸，参与了来自上海转口米粮的分配。且北方一些口岸，例如天津、胶州（今属青岛），由于不与内陆航线直接连接，大都由经长江输出至上海，再由上海海运至北方，于是这些口岸接收了上海大量的转口米粮。

在南方，接收口岸基本位列中国东海岸线，其中又以广州港输入最大。这些沿海港口，接收了来自上海的米粮后，再次输入本省内地扩散。为何中国海岸线诸多港口，其所需货物却都经上海转口输入呢？这种不平衡不完全是由地理条件限制引起的，而主要由于封建买办阶级操控国内贸易的结果。

不仅米粮，各种原料从各地流往上海，而西南内陆地区的贸易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，处于一蹶不振的地步，由此，成就了上海在国内埠际贸易的重要地位。结合年的数据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上海输入的2，，担米粮，又以转口的形式，将1，，输入全国各口岸。

上海出口的口岸数量明显多于其进口口岸，可以说上海在国内转口米粮上，起到了中流砒柱的作用。上海为长江沿岸口岸的产米提供了走出去的可能，为全国米粮的均衡分配提供了保障。长江各沿岸的产米区，也通过长江这一条“脐带”，承担起了全国米粮需求的重担。

在境外米粮来往输送上，上海也为中国的主要转口港。年，全国各口岸总共向世界输出62，公担，其中上海输出54，公担，占比88.60%。可以说，从中国输往世界各国（地区）的大米，主要由上海港输出。由于旧海关史料并未记录上海港具体分发了多少米粮数量至各国（地区），但由于上海输出米粮占了大头，我们可以大致将各国（地区）输入量近似认为从上海输出，如此便可以估计上海输往各国（地区）的占比。

输往上海的米粮多来自东南亚国家地区，输出量相对于输入量来说，占比极小，就年来说，全国洋米输出量，仅占上海洋米输入量的3.08%。境外输入的洋米多由上海转为内销，或转口至国内其它口岸。据上海《英商公会通报》统计，所有进出上海港的各类船舶，大约有65%是开往沿海各口岸或长江各口岸开来的，而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只有约35%。

鲍曼估计，上海的外国货进口商品约有50%再输出到长江各口岸，其中20%运到位于汉口下游诸口岸，运到位于汉口上游诸口岸。上海出口大米数量与涨幅均逐渐扩大。按照一般逻辑，上海人口数不断扩大，且根据其比较优势，米粮作为稀缺资源，出口总数量应减小才是。其原因为上海米粮出口量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转口数量的增长。

且仔细分析鲍曼的数据，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长江沿岸各产米区均输出米粮至上海，为何又复从上海进口米粮呢？而且数量不断增大？其实，从内地运往上海的米粮并不具有价格优势，而国外进口的洋米价格低廉，明显存在的价格差使得中间商私运洋米以获利差。

一部分奸商将原本进口至上海，以满足上海民食的米粮，转运至缺米省市或国外。这种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，直接导致了转口抢夺本地民食的情况。对此，上海市相关部门针对偷运米粮出境的行为出台了相关的惩罚条例，以年为例：

“自去年旱灾为患，农产歉收、各地米商等纷向西贡、逞罗等处，订购洋米调剂，经市社会局登记者，计六百二十余万包。但复经派员调查结果，以及各洋行报告之实数，尚超出于登记之数。当经该局详细研究，特拟办法，呈报市府核示。市府当局以洋米充斥，影响农村实非浅显。同时又顾及民食问题，颇为重要。其办法内容为：一、未登记洋米，令海关一律停止进口；二、三号洋米令财政部训令各地海关，加征进口税，以资限制。”

虽然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条例，但走私米粮活动依然猖撅。商贩偷运的米粮多贩运至他国，在上海米粮不足的情况下尚如此。年，上海缺米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米商趁米荒，利用所囤至米高价售至他国，获取高额利差。

米商作为米粮分配环节中重要的组织者，其行为直接影响了粮食的分配效率。在近代，没有完备的法律条例规范其行为，且整个行业组织松散凌乱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，难以杜绝。